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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和70岁“垃圾王”王维平聊了聊垃圾分类的学问

发布时间:2019年08月16日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341 |原作者: 新京报|来自: 新京报

摘要: 要论今年环保领域的热门词,生活垃圾分类无出其右。7月1日,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正式实施。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也修订在即,草案预计10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。首都垃圾条例修法的背后,有一位70岁老 ...

要论今年环保领域的热门词,生活垃圾分类无出其右。7月1日,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正式实施。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也修订在即,草案预计10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。首都垃圾条例修法的背后,有一位70岁老人,半生岁月都与垃圾“为伍”。他是北京专业研究垃圾分类最早的一批人。1986年,他放弃医生职业转学环境卫生,随后自费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,1995年学成归国后,开始管理北京的垃圾场,和十数万拾荒大军成了朋友,一点点摸出了垃圾治理的方式。他叫王维平,目前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。在当前垃圾分类的热潮下,王维平冷静地指出,各地自然条件、垃圾特点不同,不宜全国层面出台统一的分类方式。而且,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将来有必要进一步细分,“分得越细、后期处理越方便、可回收垃圾越值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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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维平,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。曾任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,并撰写《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问题对策的调研报告》、《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和相关产业问题的调研报告》等着作,为城市垃圾治理提供对策。摄影/新京报记者?吴江

谈垃圾分类:分类方式取决于当地垃圾特点等因素 不可“一刀切”

新京报:做好生活垃圾分类需要什么基本条件?

王维平:居民在前端进行分类,是为了便于后续分别处理各类垃圾,分别回收利用,同时能以此为切入点,提高全民环境素养。前端的垃圾分类方式主要由后端的处理方式决定,因此做好生活垃圾分类,首先要具备分别处理各类垃圾的设施,以及分别回收利用的产业体系。其次,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需要达到85%以上。政府、企业、公众、社会组织也要形成合力,特别是基层的乡镇街道、居委会、物业、社工群体要加入垃圾分类的队伍。

新京报:北京把生活垃圾分为厨余、可回收、有害和其他垃圾,上海分为干、湿、可回收和有害垃圾,怎么评价两种分类模式?是否应在全国层面制定统一的分类标准?

王维平:两个城市的自然气候条件、垃圾特点和后端处理手段不一样,难以直接对比。北京的垃圾四分法,是根据全市垃圾后端处理手段和加工利用体系,以及本地垃圾的理化性质决定的,上海也一样。生活垃圾管理不能“一刀切”,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。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。比如什么是干垃圾?严格来说垃圾含水率起码低于20%才算是干垃圾。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,而且也不利于居民记忆。更重要的是,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。

新京报: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,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?

王维平:要细化,分得越细,后期处理越方便,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。比如塑料就有100多种类别,有聚酯的、聚乙的、单色的、双色的、硬软塑料等。其中最贵的是可乐瓶,回收加工以后可以做成西服的衬里、提包。但具体分得多细,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,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,才能往下细分。此外,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,循序渐进的原则,不能急功近利。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,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。1989年东京正式实施垃圾分类,最初只分两种,可燃和不可燃垃圾,可燃的送焚烧厂发电,不可燃的送填埋场,经过几十年,现在东京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增加到13类。

新京报: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,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?

王维平:1995年,我刚从日本回国,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,政府也很支持。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、需要的条件、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,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。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,前面分类,后面混装混运,混合处理,没有意义。2008年,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,实现居民分别排放,各类垃圾分别运输,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。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,条件就比较成熟了。法律制度不完善是另一个问题。1995年4月1日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实施,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,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。2005年这部《固废法》第一次修订,2013年和2016年又二度修订,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。2017年,全国人大组织《固废法》执法检查,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。今年6月,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,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系统。今年,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。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。这些条件都具备了,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。

新京报:个人不按要求分类投放垃圾,是否应该进行处罚?

王维平:以日本为例,日本的垃圾分类与诚信记录挂钩, 影响升学、就业、贷款、签证等各个方面,效果显着。我们也应从制度上加以设计,在宣传教育的同时,推行鼓励和处罚措施, 不能用奖励完全代替处罚。不过在实际管理过程中,要以引导为主,处罚为辅,注意稳定社会情绪,求得多方配合。特别是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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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城区新风街一号院,居民将垃圾丢进人脸识别智能垃圾桶。摄影/新京报记者?郑新洽

谈垃圾问题全国超1/3的城市面临垃圾围城

新京报: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到底有多严峻?会带来什么问题?

王维平:随着国家人口、城镇化率、居民消费水平增长,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。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,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。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。垃圾污染土地、水、空气,影响人体健康,造成呼吸道疾病、痢疾、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。其次是资源浪费。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,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,彻底丧失使用价值,不能盖房子,也不能用于绿化。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、金属、塑料纸等可回收利用资源,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,会造成资源浪费。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,建设处理厂,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。

新京报: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?

王维平:最优对策是减量化,即在生产、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。1989年,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,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,垃圾产生量逐年递减,到2018年,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%。还有两个对策是资源化和无害化。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;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、储存、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谈农村垃圾处理应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

新京报:你近期主要在关注什么话题?

王维平:2006年起,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。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,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,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。余下的农村情况,刚刚开始介入管理。农村垃圾的管理与城市迥然不同。农村面积大,人口少,居住分散,人员结构相对简单,垃圾怎么分类、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。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,低于600吨/日,垃圾焚烧不能产电,填埋场要达到1200-2200吨垃圾/日,使用寿命20年以上,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。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,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,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。

新京报:怎么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?

王维平: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,就近就地解决,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,摸索运营经验,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,统一核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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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11日,石景山区启动垃圾分类校园推广活动。学生现场演示可回收垃圾的智能投放。石景山区城管委供图

谈北京拾荒大军:一年为北京节省38亿元 也给社会治安等埋下隐患

新京报:听说你以前常在周末跟拾荒大军一起捡垃圾,为什么这么做?

王维平:在垃圾填埋场时,应该在上风侧还是下风侧抽烟,你知道吗?得站在上风侧500米处。因为下风侧有垃圾产生的甲烷,一点火就爆炸。这些书本上没有,不实践就不知道。我们统计出的数据都不是从网上搜的,是一点一点摸出来的,对垃圾问题的看法也是干出来的。如果理论不来源于实践,也不能被实践印证,就毫无价值。

新京报:据说你跟拾荒大军的“帮主”们都成了朋友,拾荒者是怎样的一群人?

王维平:我研究拾荒者队伍已经有20多年,他们由民间自发产生,来自偏远贫困地区,整体文化素质低,以生存、挣钱为目的。这支队伍是利弊共存的无序蔓延。好处是他们能回收资源,减少垃圾,降低财政开支,解决一大帮人的就业问题。目前废品回收的主体还是拾荒者,我曾经做过调查,国务院批准的663座城市中,这一群体有230万人。北京在废品回收业的低谷时期,有8万多名拾荒者,高峰时期达到17万人。2016年,北京通过垃圾处理厂处理和拾荒者处理的垃圾体量基本相同,均为760万吨左右。当时在北京四环路到五环路间一圈,有82个废品交易地,拾荒者在这里交易完以后,废品被运往河北省加工再制造。金属运到霸州、塑料运到廊坊市文安县、纸类运到保定、鞋底胶皮运到定州、玻璃运到邯郸。每处理1吨垃圾需要500多元,如果没有这支拾荒队伍,当年北京垃圾处理支出将增加38亿元。拾荒者队伍的弊端也很明显,可能造成社会治安不稳定。这些人以同乡形式聚集,形成了10多个帮派,彼此间常为了争夺地盘和生意发生械斗,七成人进过拘留所或监狱。很多人因为长期接触垃圾,身患肝炎、痢疾等传染病,加上人员流动性强,给公共卫生埋下隐患。

新京报:有人认为应该把拾荒队伍收编,统一规范管理,你怎么看?

王维平:近十年来都在说要收编这支队伍,事实上很难。拾荒者文化素质低,能翻垃圾桶,能上门回收,唯一的动力是钱。要是被政府收编,每月固定发工资,就会缺乏工作积极性。我认为这种发工资的收编方式,对于拾荒者群体断然行不通。

谈人生经历:弃医转行研究垃圾 “治理环境一点不比治病作用小”

新京报:你最初学了八年医学,到北大一院当了传染科医生,但1986年忽然转到北京市环境卫生研究所研究垃圾这一全新领域,为什么做出这么大跨度的转型?

王维平:当医生时,我发现一些怪病发生率特别多,比如口眼干燥综合征、神经脱壳症,这都是很少见的病。后来发现这些病和环境污染有关,治理环境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。还有一个原因,是希望这一辈子能做出点成绩。医学领域有的是专家,但垃圾治理在当时是个全新领域。30多年前北京连一个标准的垃圾处理厂都没有,垃圾方面的专家更是凤毛麟角。

新京报:放弃多年学习的专业,转到全新领域,家人支持吗?

王维平:家里人不支持,不理解,那时管我叫“臭垃圾”“大粪局的”。改变需要勇气,我就咬牙坚持,人这一辈子总得尝试吧。家里人爱说什么说什么,我还是坚定自己的想法,就这么干。现在看出来了,治环境的病一点不比治人的病作用小,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,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。

新京报:刚转行时有没有不适应?

王维平:本来我以为在学校学过环境卫生学,适应起来不会太难,但一到环境卫生研究所就傻眼了,人家都是搞工程搞机械的,我一个搞卫生的就边缘化了,只能去做科研服务。后来我一咬牙,1992年自费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,用三年从头学习环境化学、环境工程。

新京报:那段时间有没有过情绪波动?

王维平:去日本留学时,我已经43岁了,在日本过得很辛苦,得自己养活自己,又要交学费,国内家里孩子上小学,我还得往家寄钱。一天就睡四个小时,八个小时上学,八个小时打工,路上来回折腾。但就这样咬牙挺下来了。

1995年底,我学成回国,从日本的家到东京成田机场开车三个多小时。我父亲居住在日本,舍不得我走,送我的时候一路上问了我一遍又一遍:“想好了?一定要回去吗?留下来行不行?”我对他说,日本的环境问题基本解决了,我学环境的在这儿没用,但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,我得回去。回国以后我到了北京市环卫局,开始管理垃圾场,包括垃圾场的选址、建设、管理、检查等。回国不久我父亲就重病了,我又到日本把父亲接回国,父亲去世后埋葬在了北京。

新京报:你曾经担任十二届至十四届北京市人大代表,也在媒体上获得了“垃圾王”的称号,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号?

王维平:我没有多少贡献,是个很普通的人,我姓王,不敢称王。

新京报:你刚刚度过70岁生日,有什么话想告诉年轻人?

王维平:四句话,也是我的人生格言:坚持,哪怕是屈辱漫长;积累,哪怕是点点滴滴;希望,哪怕是一线微光;当止,哪怕是荣耀辉煌。

新京报记者 黄哲程?协作记者?吴江

编辑 张畅 校对 吴兴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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